天净晚凉

——甘阳教授解读中大通识教育

2009年秋季学期开始，中山大学将在珠海校区试行新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计划”，同时，新开设的博雅学院也将迎来她的第一批学生。被称为“中国通识教育之父”的甘阳教授将成为中大通识教育的“掌门人”。

甘阳教授近年大力提倡“通识教育”理念，推动了中国数家重点高校走向通识教育道路。他将于今年九月正式进入中大，出任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通识教育中心总监和博雅学院院长。8月24日，他在陈春声副校长的陪同下接受校内外媒体的采访，向记者介绍了中大的通识教育计划。

重读经典，培养阅读、思考能力

今年秋季，珠海校区所有大一新生以及部分大二学生共5000多人在专业课之外，还将修读“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程”，并在本科前两年内修满16个学分。课程分为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和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每类必修四个学分。

随后，通识教育计划将于2010年在东校区实行，到2011年在全校全面铺开。

据甘阳教授介绍，通识课程多出自于各院系的核心基础课，对学生有较高的阅读与作业要求，比如人文学科的课程就将要求学生在课后阅读大量的经典著作。

课程内容也不再像公选课那样宽泛和浅显，而是会接近专业课的难度和深度。甘阳教授举“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为例，说即使教授一个学期只讲一本《孟子》，效果也比泛泛地讲完半本古代文学史要好。“我们的目的不是给学生集中灌输大量的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考能力。”

30:1，博士生当助教

通识课程将采取大班教学的方式，一个班可能会有两三百人，部分课程甚至会让非专业学生与专业学生一起上课。甘阳教授说，这是为了节约和优化教学资源，避免重复开课增加老师的负担。

博士研究生将担任课程教学助理，带领学生进行小班讨论，并负责批改学生的作业，以保证教学的质量。届时，中大将按照大约30:1的比例为学生配备助教。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选择

甘阳教授告诉记者，中大实行通识教育计划，是为了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背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的竞争力。

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我国从此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社会分工的专业界限越来越模糊，学生毕业后从事工作的专业对口率越来越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过分明确的专业划分就限制了学生的眼界，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计划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开展各学科最基础的学术教育，让同学们在阅读与思考中培养起较强的学习能力和较高的文化修养。

跨学科的精英教育

新开设的博雅学院则是中山大学为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精英教育模式而专门设置的，是“在小范围内对通识教育的进一步试验”。

博雅学院的招生工作将经过学生自愿报名和学校遴选两个阶段，在8000多名新生中选出30名，接受四年不分专业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精英教育。

博雅学院的课程设置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学期的主要课程仅有3~4门，但每门课均要求大量的阅读和作业。在四年本科学习期间，学生将广泛深入地研修中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经典著作。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等古典文明语言都是他们的必修课。毕业学生将获得哲学（博雅）学士学位。

面对关于“精英主义”的质疑，甘阳教授表示，中大的精英教育并不意味任何特权，而仅仅意味更多的阅读，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付出，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

真心实意做学问

博雅学院的设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许多学生及家长都提出了“没有专业，如何就业”的疑问。

甘阳教授认为，学生和家长不必过于担心就业问题。“中文系、哲学系的同学怎么找工作？我想博雅学院的学生至少不会比他们差。”

甘阳教授还表示，博雅学院的办学目的主要是培养今后有能力从事高深学术研究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人才。在遴选学生的时候，学校既看重学生的知识广度和思想深度，也将考虑学生报名的目的和动机。

他笑着对记者说：“老是谈钱多没意思，难道就没有人真心实意地想做点学问吗？想赚大钱的学生不适合这里，博雅学院的学生应该以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作为人生榜样。”

——访2009年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周敏

周敏，女，广东中山人。1982年获中山大学英美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4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纽约州立大学奥尔本尼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任教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1994年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现为该校社会学系教授、亚裔研究学系教授、王氏美中关系与传媒座教授，美国社会学学会亚洲和亚裔研究分会会长。兼任中国中山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外华人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移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民族社会学和亚裔研究学。

从简历上看来，周敏教授的学术道路似乎是一帆风顺的。她博士毕业后很快就得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教职，四年之后进入了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洛杉矶加州大学，两年获得终身教职，三年升任正教授。她不断地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对移民社区的研究多次获奖，还有数本专著成为大学教科书。日前，她刚刚获聘成为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6月30日中午，周敏教授在洛杉矶拨通了记者的电话。越洋电话的那端，她的声音温和而亲切，让人轻易地忘记了一个太平洋的距离。在采访中，周敏教授回忆了她的成长岁月和学术道路，向记者道出了那些“一帆风顺”背后的艰辛。

坎坷的求学之路

1956年，周敏教授出生于广东中山。家境的富裕让她得以心无旁骛地读书，盼望长大后能有一番成就，她的父母也一直鼓励她追求内心的梦想。

忽如其来的“文革”改变了这一切。周教授的父母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了农村，留下10岁的她和弟妹相依为命。那时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她却依然保持着学习热情，常躲在家里偷偷读书，所有到手的书都读。16岁高中毕业，她被分配到一所学校当老师，两次争取推荐上大学，都因为家庭问题而失败了。

1977年冬天，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她考入了中山大学外语系，命运的列车从此走上了全新的轨道。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她非常珍惜在康乐园的美好生活，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

无心插柳，爱上社会学

很多人问过周教授：作为一个外语系的毕业生，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的道路？周教授说：“我没有选择社会学，是机会女神敲了我的门。”1982年，她毕业留校，成为社会学系的助教。当时正值中国重建社会科学，国外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到中山大学来讲学，她有幸担任了他们的翻译，开始接触社会学，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心怀儿时做大事的梦想，她毅然放弃人人艳羡的工作，告别不满一岁的儿子，只身到美国攻读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笑说：“那时真有点‘抛夫弃子’的凄凉之感。”

事业家庭两手抓

1989年博士毕业后，周敏教授获得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的教职，把儿子接到了身边，并开始写她的第一本专著《唐人街》。

美国的学术界有句行话，“要么出书，要么消失”，周教授初出茅庐，既要教课，又要做研究、出书出论文，压力很大。那时，她的先生在瑞士工作，她还得一个人照顾年幼的儿子。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她 “挤时间，拼速度，充分利用一天的二十四小时，高效率地工作和生活”。她采用了“早睡早起”的作息时间，晚上跟儿子一起早睡，凌晨三点起床写作，写到七点就开始准备早餐、送儿子上学。就是靠着这些挤出来的时间，她在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唐人街》的写作。另外还有好几篇学术论文也是这样吭哧吭哧地挤出来，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社会力》等一流的学术刊物上的。

成功之路无捷径

周敏教授正是从研究唐人街开始在学界崭露头角的。

那时，美国的学术界对唐人街持负面观点，视其为光怪陆离、藏污纳垢的罪恶温床；是华人的避难所和贫民窟；是阻碍移民和主流社会沟通的一个文化落后、自我循环和自我生存的封闭社会。

但是周教授经过实地的观察和研究，选取了和学界主流观点截然相反的立论观点。她认为唐人街是一个有鲜明的族裔文化和独特的经济特色的族裔聚居区，它为华人移民在陌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逐渐适应、并最终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人街》一书发表后，在美国社会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有赞同，有怀疑，有批评，甚至还有恶意攻击。周教授对于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甚至反面意见都十分重视并加以思考分析，对不实之词也并不计较。她的这种姿态反而使她独树一帜的理论倍受关注，也令她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十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仍是美国许多大学中的必读教科书。

此后，周敏教授在聚居区族裔经济、移民第二代和美国亚裔社会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成就。发表了《在美国成长》、《美国亚裔青少年》和《当代美国华人社会》等多部专著以及一百多篇学术论文。2004年，她与同事、学生排除重重阻力，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创办了全美规模最大的亚裔研究系，并成为这个新系的首任系主任。

回首二十多年的社会学之路，周敏教授感慨万千：“成功之路的每一步都是奋斗出来的，没有捷径可以走。运气虽然重要，但是人不能只是坐等运气。”

25年后的回归

周敏教授表示，她重返母校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既是出于对中大的深厚感情，也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的承诺——加入美国籍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祖国的爱。

从中大去美国，从事华裔美国人研究，现在又回到中国、回到中大，周敏教授用25年的时间在地球上绕了一个圈，“从一个单纯幼稚的留学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学家”。“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对她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挑战”。此时的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为中大社会学系的发展出一点力，也为加强中美两国的交流，提高世界对中国、对华裔美国人的了解和认识做出一些贡献。

在未来三年的任期里，她打算在中大开设专题讲座，探讨社会学领域的各种问题，并指导或协助指导研究生。她将与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争取提出一、两个可行的合作研究计划项目，向美国有关机构申请研究经费，并将与同行重点讨论如何把中国社会科学的重大成果介绍到海外。

——首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韶关市召开

专家们对中国丹霞地貌研究表示极大的认同

中大四代学者80多年的“丹霞”梦终于圆了

2009年5月26至28日，首届丹霞地貌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韶关市召开。本次会议是丹霞地貌研究的首次国际学术交流，也是丹霞地貌学术研究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盛会。

这是一场迟来的盛会，此时距离1928年中山大学的学者发起丹霞地貌研究，已经80多年了。在这80多年里，中山大学一直在全国丹霞地貌研究领域处于领军地位，四代学者为那片灿烂的“丹霞”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记者今日采访了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彭华教授，让他引领我们回顾中大学者在80余年丹霞地貌研究中走过的风雨历程。

丹霞地貌研究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

四代学者为那片灿烂的“丹霞”付出了毕生的心血

丹霞地貌是一种以赤壁丹崖为特征的红色碎屑岩地貌，以广东韶关的丹霞山而命名。丹霞者，“色如渥丹，灿若明霞”也。这种地貌的突出特点是赤壁丹崖广泛发育，往往以雄险神奇而著称，故素有“赤城千仞”、“丹山碧水”之形容，大多是宗教文化、石窟文化、摩崖石刻与造像集中的地方。

据彭华教授介绍，丹霞地貌研究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1928年，时任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的地质学家冯景兰教授在粤北山区进行地质矿产调查时，发现丹霞山的地形很特殊，就将形成这种地形的地层命名为“丹霞层”，这是第一次用“丹霞”来命名地质学事物。

到了30年代，原中山大学地质系陈国达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来“丹霞地形”的概念，并推动了华南红层和丹霞地形的研究。40~70年代末，原中山大学地理系的吴尚时教授和曾昭璇教授将红层地貌作为独立的岩石地貌类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使“丹霞地貌”的概念得以广泛传播。80年代以来，中山大学地理系的黄进教授先后对我国26个省区790多处丹霞地貌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把丹霞地貌研究推向了全国，被人们称为“当代的徐霞客”。1991年，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成立，黄进教授出任理事长。1999年，彭华教授接任该研究会理事长，继续进行丹霞地貌的研究和推广工作。2006年以来，他牵头中国南方6省典型丹霞地貌联合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联络有关学术机构筹划了本次丹霞地貌国际盛会，为推动丹霞地貌走向世界积极奔走。

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深情所在

——遇见了，就爱了；爱了，就是一生一世

与80余年的累累硕果相随的，是中山大学一代又一代地理学者与“丹霞”的痴心相伴，彭华教授就是这些学者们的一个杰出代表。

当被问到“为什么对‘丹霞’情有独钟”时，彭教授大笑着说：“学者的情有独钟是说不清楚的，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就触动了他的学术兴奋点。”他与“丹霞”的相遇很偶然。上大学时他喜欢画画，经常背着画板到各地去写生。就是在写生的时候，他被“色如渥丹，灿若明霞”的丹霞地貌所吸引，于是开始对其进行研究。也许这正是一个学者对学术的深情所在——遇见了，就爱了；爱了，就是一生一世。

彭教授还说到，以前他并没有把研究丹霞地貌作为主业，只是“兼顾研究”，但自从接任中国丹霞地貌旅游开发研究会理事长之后，内心的责任感就驱使他努力将这一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我完全是‘赶上架的鸭子’”，他笑着说。

过去，丹霞地貌在国际地学界只是被归为红色砂岩地貌的一种，没有受到独立地研究，“丹霞地貌”这一概念也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使“丹霞地貌”成为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名词，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灿烂的‘丹霞’，是历代学者的愿望。中大与丹霞山同处广东的地理优势，以及与丹霞地貌研究的深厚历史渊源，让彭华教授觉得完成前辈们的心愿是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在中国“丹霞”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过程中，他多次陪同各国专家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为他们介绍当地情况，跟他们探讨丹霞地貌的基本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彭教授就这样说服了那些一开始对“丹霞”满脸疑虑的各国专家，让他们接受了中国的“丹霞”。在这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那些专家成了“丹霞”的说客，初次了解“丹霞”的专家也对丹霞地貌研究异口同声地表示了认同。

中国“丹霞”走向世界

中大四代学者80多年的“丹霞”梦终于圆了

2009年1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彭华教授主持的“中国丹霞”系列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材料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2009年3月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函复中国政府，“中国丹霞”提名项目全部材料符合《执行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对于申报材料的所有技术要求，被正式受理。

为了解决丹霞地貌的概念不为国际学术界认知的问题，推动丹霞地貌的国际认同，形成对中国丹霞申遗的学术支持，彭华教授再次联络相关学术机构举办了本次会议。会上，各国地学界学者一致通过发表了《丹霞宣言》，正式表达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丹霞地貌研究的接受和认同，标志着大会的圆满成功。

彭华教授表示，中国“丹霞”走向世界，将为其进一步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丹霞地貌研究的在国内外的受关注程度提高了，首先能够促进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的合作，使大家在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让地貌研究跨上新的台阶。其次，跟国际地学界的合作增加，也有利于学者们以全球的视角去关注丹霞地貌，吸收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还有，许多外国学者表现出浓厚的合作研究兴趣，推动国际对比研究成为可能。

中大四代学者80多年的“丹霞”梦终于圆了，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这片“丹霞”将会更加灿烂。

《过于喧嚣的孤独》。在读库上看到，在图书馆偶遇，我把它拿在了手里。一个没有听说过、现在仍记不住名字的捷克作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读库中的寥寥数语让我看到了一种极端和剧烈。

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情节。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一个废纸收购站的压缩工，35年如一日地压缩、打包废纸，包括很多的禁书。他无意中读了很多书，变得学识渊博、思想丰富，可是在那个社会这些却只能带给他痛苦。他沉迷于酒精的麻醉之中，工作效率低下，于是被调离了工作岗位。不愿离开的他，在压缩机中和他一生热爱的物品一起结束了生命。

全书充斥着浪漫主义的情怀，他在每一个包里放一本看完的书，再用一幅名画作为包裹，就像艺术家在创作一般。可是那些浪漫都是黑色的，作者写得越美好，我越是被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压抑得难受。

并不太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孤独，是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吗？他何以把那个地下工作室当作自己的天堂？作者是在批判社会主义捷克，还是在批判人类的善变和斗争？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时间重读这本书。合上书的我心中只有压抑，以及那解不开的迷惑。

繁重复习的间隙，在图书馆，间断地看完了《亲和力》。一个很抽象的书名，看了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知道这个书名很多很多年，却一直没想过要看看。

是在复习文学史的时候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概述的，爱情与婚姻，流动与固守，是听从所谓人性的诉求不断地流浪，还是安下心来经营一个风雨不倒的家？

一直相信，爱情是流动的，是不由人的，就像“亲和力”的定义。化学物质之间的吸引与疏离，本来就有无数可能性，没有谁是谁的唯一。我从来没有想明白婚姻的意义，有时甚至觉得它是违背人类天性的。

看着上校、爱德华、夏洛蒂和奥蒂丽的纠缠与徘徊，那种痛苦我是明白的。我也会觉得让他们重新组合会是个不错的结局，四个优秀而善良的人，值得获得幸福。然而我也知道，这样的结局是肤浅的，人不能由着性子不停地去“自由组合”，人类结成了社会，有了规范，跟那些动物已经不同了。

最任性的爱德华不顾一切地要去争取新的爱情，看着看着居然就产生了厌恶。或许这就是我的态度，以前并未明确觉察的态度。反而夏洛蒂的冷静坦诚、上校的隐忍克制，让人心疼。还是觉得人应该负责任，任性地跟着心在人群中流浪是不可想象的，无奈放弃的爱情却至少还能成就一种悲壮的美丽。

这是我们必然要纠结的一个矛盾吧。歌德最后还是选择了成全，虽然是以死亡的方式。或许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有情人成为眷属的愿望令人同情，但这样的结合是不容于社会、不容于人世的，它只存在于最美的天堂。